迥异于国际其他文明体系和文明传统，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开展进程中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式，这是在前史长河中生长并养成的社会实践，是祖先留给咱们的文明遗产。早在先秦时期， “以全国为一家，以我国为一人者”（《礼记·礼运》）的观念就现已呈现，并逐步生发出中华教化与中华民族一起体价值自洽的体系，使得许多族群在长时期触摸进程中得以交融，钱穆将此进程生动地比喻为“归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文明机体。[1]内涵于中华民族的一起体知道既不是改革敞开四十年来的“新生事物”，也不是曩昔一百年以来“建构”出来的，而是在中华大地上，许多族群在长时刻来往、彼此互动的前史进程中，彼此认可、彼此承受、彼此濡化交融的成果。日子在中华宇内的很多族群，面临地舆上山川隔绝、文明上方言各异、风俗有别等情况，那么，同享的社会价值和一起体知道是怎么构成的呢？这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切入进行评论的问题。
有关中华民族文明有机体的前史头绪和政治准则的论说，在我国史书和典籍中有适当丰厚的文字记载，学界也已就此进行了适当广泛的研讨。[2]可是，在日子国际中，不同族群间社会来往所构成的文明一起性问题，长时刻以来短少满意的重视和深入研讨，相关的书写文献也很有限，这也是本文所要面临的问题。晚年的费孝通，根据马林诺夫斯基 “把现状作为活的前史，来追溯曩昔”的研讨办法，指出“活前史”的概念便是从活人的日子中知道文明，然后打破短少书写文献的限制性。马林诺夫斯在《江村经济》序文中必定了研讨我国社会“从知道我国的今日开端”的人类学的做法。[3]近年来，咱们对滇黔区域的郊野调研中查询到，中华民族文明一起体知道便是融凝于大众人伦日用之中此时此地的社会实践，比方，洱源凤翔村本主庙门楼两边白墙上端立着“忠”、“孝”两个大字，又如，盈江傣族、景颇族、弥勒壮族、腾冲佤族、陇川阿昌族以及黔西南布依族、黔东南侗族等，在家堂中隆重地供奉着“六合国亲师”牌位，[4]都是实践日子中广泛存在的实践。
本文将在滇黔部分区域郊野调研根底上，结合各类相关文献，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前史”为办法，从当时境况的社会实践动身“追溯曩昔”，评论中华文明的抱负观念演化为社会文明“常道”的教化体系之进程，以及构成广土众民的行为逻辑和日子价值的途径，然后印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观念是怎么成为前史上的有用力气”[5]之思维。山川的隔绝、交通的困难挡不住来自不同地域间的文明沟通，政令上传下达、儒释道三教及民间崇奉传达、军屯和民屯带来的移民、商贾买卖来往等方方面面的举动，使滇黔边郡区域逐渐脱节化外之地的境况，融为中华文明教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滇黔区域的郊野研讨，对当下时刻横截面 “活前史”进行查询，将详细评论两方面议题：1）以文明融凝族群的中华教化体系。以周孔/孔儒教化的价值和理念为中心的中华教化体系，其内涵的融凝之力逾越了 “中心”与“边际”地舆含义上的屏障，在不同族群的日子国际中，构成以文明凝集广土众民的中华民族一起体。2）人员的活动和来往成果了中华教化体系的传达和开展。前史上，各类跨地域活动的集体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举动者，战胜山川隔绝与地舆壁垒，将滥觞于华夏的教化体系带入到滇黔区域的日子空间，与当地文明互动互通，涵濡出安闲的、日用而不知的文明一起体，成果了中华教化的动态开展及不断丰厚之特性。
一、以文明融凝民族的中华教化体系
梁漱溟在《我国文明要义》中经过剖析中华文明的特征，指出中华许多族群交融在同一文明体内的逻辑。“广土众民、诺大民族之同化交融及前史持久，并世中莫与比之。数千年中华民族开疆拓土，开展出广土众民，总是化异为同，自分而合，末后化合出此巨大局势来”，“无疑地有一巨大力气蕴寓于其间”。梁漱溟所谓的“巨大力气”指向我国文明底子的“周孔教化”。[6]此教化包含了以“我国”观念为根底的、具有普世性的抱负，“以全国为一家，以我国为一人者”（《礼记·礼运》），经过广泛性的教化启示根据人类底子情感和品德自觉，“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正是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根底上，孔儒一脉透过推行文教，“观乎人文，以化成全国”（《周易·贲卦》）。此教化体系兼具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其价值和文明抱负必定要面临人群共处种种杂乱的情况，“大而至于血缘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7]在尊重多元的实践中求同存异、增益损蚀。故不同人群皆可从中取得各自适用的社会含义，具有普世性的教化体系遂得以收到以文明价值凝集民族之效，恰如马克斯·韦伯所提醒的“观念”在前史上能够发生广泛效能和影响力。[8]
周孔/孔儒教化的人文明成全国，是一个将观念和抱负生发为对个人及其社会影响力的动态进程。从滇黔之地“活前史”中的社会实践，足以查询到以孔儒理念为中心、呈现多元交融特性的“中华教化”之存在及其动态影响力。根据我国上古以来孔儒教化之义及其因时而变，杨念群提出“教化之儒”的动态进程表现为地域特征和跨地域传达。[9]士人们传道授业将儒学品德价值和官方知道形状带入底层社会，相同也吸纳了当地差异性的文明元素，遂令“中华教化”化合而成，沉淀为一起的文明-心思结构，为广土众民所同享，然后使我国前史上的地图整合得以树立在文明一起体之上。恰如梁漱溟所言“我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方便,所以树立其文明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力中心在。”[10]
中华教化是与中华文明/民族开展相随同的动态存在，有这样三个首要特点。首要，从文明理念上，承继了周孔/孔儒教化的“今日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的中心价值并透过多种举动者执行于日子国际的社会结构中。第二，以敞开性容纳差异性，表现为文明性逾越民族特点，门户始终是向着所有人打开的 。[11]正视“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之实践，教化所及之地广泛饯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礼记·王制》）经过人之常情启示品德自觉，遂得以遭到前现代民众的照应接收，成为人伦日用中的社会行为准则。第三，根据人类情感的文明融凝民族绝非“同化霸权”，教化的人文明成更非是简略的“汉化”，而是各族群之间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明，[12]且不管“汉人”本身便是一个多民族大稠浊、大交融的混合体。[13]陈寅恪所谓不管是“胡化”仍是“汉化”，都早已不是单纯的种族问题，而是彼此涵摄交融的问题。文明之间彼此濡化交融不只能够弱化族群间的边界，[14]一起也逾越了地舆含义上“中心”与“边际”构成的心思和文明边界。广土众民一起参加构建的社会文明工程，决议了中华教化的动态开展及不断丰厚之特性。不管出于何种祖源和族源者都成为此教化体系的利害攸关者，并在日常实践中以当地性的惯习予以丰厚，故文明融凝民族在人伦日用中逐步成为一种社会实践。
二、人文明成何故或许？
中华教化不是笼统的道理而是兼具有多方举动才能的社会存在，其原初抱负性的观念诞生伊始便是以抱负精力面临日子国际的举动派，着重推阐其礼以教人，[15]旨在将教化遍及于一般社会与民众。所谓“礼的重要，并不在于其文字记载，而在其实践饯别”，[16]经过有用的举动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滇黔区域族群很多且散布于广阔山川中，滥觞于华夏的中华教化理念及其做法怎么战胜山川隔绝与路途壁垒，进入到高山纵谷或坝子低地上民众的日子国际中呢？在此，咱们将经过对滇黔之地不同族群社会日子一个时刻横截面的郊野查询，来提醒多元文明彼此濡化交融的教化体系成为具有社会整合含义的当地性常识的途径。
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买卖非常昌盛，连通贵州内地与各地的经贸来往。
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文庙
在多重实践组成的日子国际中，每一个体承担着多种社会人物——教化承受者、载体、传达者和实践者。因文明/宗教沟通、政治/军事举动、军屯/民屯移民、互易商货买卖等发生的宇内跨区域的互通来往，在西南构成了一个具有民族和文明含义的空间，[17]滇黔区域也就不再是孤悬的化外之地。特别是明初以来随同着人口搬迁，所谓“华夏故习”、岁时节日及冠婚丧祭礼仪，特别是儒学及其礼教等随之流入。[18]显着教化体系进入于滇黔之域，绝非单纯王朝政令或官员推行的成果，跨地域活动的集体以各种办法扮演着文明传达交融的举动者人物。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视两个活动性较高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集体——士人和商人，以查询作为文明载体和举动者怎么将教化体系带入滇黔之地并与当地性文明的互通互融。
地域性儒学与正人所居则化。教化理念随人而活动，文明人移居到任何当地，其文明亦随之而俱去。[19]子欲居九夷的典故，[20]生动地反映了孔子对人文教化饯别人间的崇奉。在孔子看来，有教养的士人即为文明精力的载体和寄予，所到之处化民成俗，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孔子以来士人集体在大众人伦日用中推阐礼乐教化，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传统。“正人居之，何陋之有？” 的理念为后世士人承继，朱熹在《四书解义》中将“子欲居九夷”进一步诠释为“正人所居则化，何陋之有？”我国前史上常识精英集体不管活动到何处（包含边郡区域），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坚持以全国为己任寻求明道救世的抱负，而人文教化则是重要一途。
余英时评论了汉代以“师儒”身份从事“教化”作业的循吏，其教化作业是对儒家原始教义的实践，在施政之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21]。孔儒教化当然不唯精英形状或官方知道形状，宋明理学多鼓起于民间，呈显着的南北地域散布的态势，呈现了不少区域命名的门户，如洛学、关学、闽学、浙学、岭学等等。[22]区域性儒学的一个特点是与大众人伦日用品德实践之结合，如闽学派鼻祖朱熹撰写《家礼》，初衷便远非打造庙堂之学，而是重视礼仪怎么行于大众以收教化之效。建议尘俗日常品德随俗而定、因时简化，所谓“各依土风之文，自无妨随俗增损。”[23]
实践上，居于中华教化价值主体的士人阶级并非都执政堂，很多的日子在底层、还有一些人因各种原因被放逐边郡，如韩愈曾被放逐到潮州、苏轼被放逐到海南等地。活动四处的士人们处江湖之远“所居而治”，在内地与边郡实践量体裁衣和“移变边俗”，如宋明以来对我国社会有很大影响的湖湘派、岭南派和闽派均远离华夏，或可谓是在蛮荒之地成果了地域性儒学的开展。而明清以来因各种原因流落在滇黔的宿儒们，连续了正人居之则化的传统，觉民行道造就人才，事必躬亲将人文教化带入边郡；滇黔之地的经历增加了儒学地域学派的广泛性含义，一起也丰厚了中华教化的内容和传达的空间。
被誉为明代三文人之首的杨慎（1488年-1559年），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嘉靖三年（1524年）卷进“大礼议”事情，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杨慎后半生底子在滇地度过，作品颇富留下许多传世佳作，如至今仍广泛传唱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慎在云南三十多年间，所经之地收徒讲学，培育了一大批人才，其学生有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据《滇南闻见录》记载，“尝于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杨慎在安定居住了二十余年，居城东遥岭楼讲学，当地学子慕名而来从游者甚众。杨慎在大理点苍山感通讲学，“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李元阳《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杨慎在云南的学术同好和门人数以百计，明嘉靖年间云南巡抚游居敬在“翰林修撰杨公墓志铭”中盛赞杨慎在滇地造育人才之功，“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和蔼吉士也。”[24]杨慎饯别有教无类的理念，“人有扣，无贵贱，靡不该。时出绪言，以诲掖群髦”。其在滇地培育的“杨门七子”，均生长为中华教化的传人。如杨门弟子大理人李元阳撰写《云南通志》、与同门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十卷。“杨门正人” 所修志书中表现的中华民族视界与眼光，本身便是中华民族生长老练的见证。[25]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年-1529年）因触怒擅权的宦官刘瑾，遭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任驿栈驿丞。在贬谪贵州期间，王阳明龙场悟道，建起“龙岗书院”，秉承孔子“正人居之，何陋之有？”之理念，深信“人道之善，全国无不行化之人”（《古文观止·象祠记》）。身处彝、苗、仡佬等族裔群聚居区，王阳明以平易的办法因地施教、因俗化导，“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26]招引当地大众弟子进入书院学习，一时刻“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何陋轩记》），来自贵州和湖南、云南等地学子闻风来学。王阳明弟子王杏盛赞王阳明在黔地的教化之功，“士类感慕者，聚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 [27]清道光年间贵州布政使罗绕典为龙岗书院题写对联赞扬王阳明教化积德行善遗泽贵州，“十三郡人文，此为底子；五百年道统，得所师承”。
贵州铜仁石阡文庙
王阳明兴学教化竭尽全力，不到两年时刻王门弟子多达数百人，贵州呈现了第一个完好的当地性儒学集体—“黔中王门”。黔中王门是儒学在黔地别开的重要地域学派，经过王门弟子四代一百年的尽力，到万历年间贵州的书院从王阳明到贵州时的两三所增加到四十余所，广泛黎平府（今锦屏县）、镇远府（今镇远市）、平越卫（今福泉县）、安庄卫（今镇宁县）、偏桥卫（今施秉县）、都匀卫（今都匀市）、兴隆卫（今黄平县）、平溪卫（今玉屏县）、普定卫（今安顺市）、石阡府（今石阡县）、思南府（今思南市）、清平卫（今凯里炉山镇）、天柱县（今日柱县）、毕节卫（今毕节市）、思州府（今岑巩县）、湄潭县（今湄潭县）、绥阳县（今绥阳县）、平溪卫（今玉屏县）、程番府（今惠水县）。[28]由于王阳明敞开了黔地文治教化的习尚，培育了很多在西南区域传达阳明心学的学者宿儒，一起也招引了跨地域学者的沟通。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1515年-1588，号近溪）早年奉颜山农为师，万历元年（1573年）罗氏在近花甲之年派往云南为官，他以讲学为政，颇多政绩，在当地儒学教育和风俗教化方面也取得了必定成效。[29]
天柱县三门塘曾从事木材生意的刘氏（侗族）家训
“大任从劳累得来愿诸君皆以全国为己任，酬知在居恒造就效曩哲勿记性内之良知”。[30]杨慎和王阳明在被谪贬到西南边境滇黔之地后，以全国无不行化之人的崇奉，造育人才成果了“所居则化”之效。在不同地域推阐其礼以教人的一起，秉承“修其教，不易其俗”，尊重当地性风俗并灵敏地认可与接收，使教化体系在不同地域的民间形状中不断丰厚，扩展了同享符号和含义体系在宇内的影响规划。
贾而士行的跨地域商帮。儒学在西南区域的地域化实践无疑带动了当地族群与教化体系之间互动交融，不过这仅仅人文明成的一部分而非悉数。虽然两汉时期在西南区域已设置郡县，但王朝控制仍然相对单薄，不免呈现间断性的分别。政治方面的不稳定没有隔绝商贸、宗教和文明上跨地域的沟通，由于云贵高原扼控长江和珠江上游，并衔接了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藏彝走廊，故西南既是人口活动的走廊，也是经济买卖的通道。[31]
发端于我国西南边远当地的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首要交通东西的民间商贸通道，来自各地的商人凭借商贸通道进入滇黔。明初在滇黔古驿道上最有影响的商人是江南巨富沈万三（1286年-1379年）了。因遭明太祖朱元璋的猜疑，沈万三被发配至滇、黔之地，经过近二十年的苦心运营，将前朝中止的滇黔商道打通。沈万三安排马帮买卖运送将贵州山里的产品销售出去，一起开展农耕和手工业、种茶、采矿等，带动了当地经济，构成“诚信为贵，义利偏重，大义大利，情感全国”的黔商文明根底。殁后葬于福泉（今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们感念沈氏在滇黔茶马古道上的商贸成果，奉其为“黔商”之源。[32]相同在茶马古道上，以凿井制盐出名的大理诺邓一度是滇西区域的商业中心之一，四方商贾聚集，不少人移居并落籍诺邓。被称为千年白族村的诺邓村，在明清时期有20个姓氏，分别来自江苏、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及云南省内大理、洱源、邓川、云龙县内宝丰等地。[3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远口吴氏总祠（侗族）
明清以来很多外地商人进入滇黔，到云南从事经济活动的商人首要来自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越、四川、贵州等地，[34]而进入贵州的商人多来自现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江西、云南、福建等地。“滇、黔遍地，不管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从中倒闭店肆，或来往贸贩，反客为主，竟成乐园”[35]，陈规划的商贸买卖网络为滇黔区域经济注入生机，以及来自其他地域的文明要素。镇远府是西南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明代有五条驿道在此交汇，有“黔东重镇，滇楚要冲”之称。据明万历《贵州通志·镇远府》记载，外地客商聚集，水旱两路接连不断，构成了八大街市，即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江西市、饶州市、普定市、州街市、东关市等，[36]将桑梓之名带到旅居之地，足见外地客商的影响力。坐落黔东湘西结合处、清水江下流的天柱县是侗族的聚集区，因共同的地舆位置，不断有外地客商居住并落籍此地。天柱县《龙氏六公宗谱》记载，“其鼻祖龙公讳腾汉，字升云，客籍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东关人氏。明洪武年间，因商入黔抵清水江，”定居于清水江柳富赛自（今属剑河县）。天柱坌处镇的《五姓亭碑序》有这样的记载，“清同治十年，万、喻、黄、彭、徐五姓之先祖同系江西籍，供奉许仙真君，因营生计商贾至坌处落籍，繁殖子孙，安身黔地。”[37]此五姓先祖均从江西迁徙到清水江经商营生，落籍数代后融为侗人土著的一部分。
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文庙
虽然商人跨区域搬迁的实质是为了逐利，可是作为社会人，其文明特点以及日子含义建构的办法也一起带入新的日子环境。相较其他移民，商贾们财力优渥，能够自发地于异地构筑一种本身所了解的文明氛围。[38]明洪武年间来自江西鄱阳县的张福到临安（今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经商，与当地彝族女子成婚在团山村落地生根，从此“异乡”成“故土”。张氏将“张公百忍”作为在滇地宗族子嗣茂盛、商业开展的品德符号。始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张氏宗祠，正堂楹联：张姓鼻祖，发籍江西鄱阳许义寨，前辈正宗；氏族兴隆，搬迁云南建水团山村，后氏立祠。横批：百忍家风。外楹联：一勤全国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39]张氏宗族不只承继了中华张氏“百忍”家风，并将此价值具象地呈现在祠堂和团山其他民居修建的楹联和家训上，浸淫到日用品德之中。
红河团山张氏家训
明清时期在滇黔的客籍商人纷繁在其居住之地树立同乡会馆，以敦洽桑梓之情稳固乡谊之枢纽，“商帮是……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构成的商人集体。”[40]到了清末，贵阳已有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冀、鲁、豫、秦、晋）等十一个外省会馆；镇远有秦晋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江苏、安徽）会馆、两广（广东、广西）会馆、两湖（湖南、湖北）会馆、四川（新川、老川）会馆、豫鲁冀会馆等八大会馆；黔北首府遵义有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闽粤会馆；黔西南的兴义县有两湖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黎平府所辖的古州厅（治今榕江县城）建有广东会馆、广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等。[41]滇东北东川会泽因铜矿采冶招引了赣、浙、桂、黔等10省8府的商贾，会馆中最为闻名的是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湖南、湖北）、江南会馆（江苏、安徽）、贵州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42]这些会馆作为有着丰厚文明要素的综合体，往往是当地最为壮丽的修建群，现在在滇黔各地不少会馆经过从头补葺后成为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较高的一个社会阶级，明清时期商业运营的规划愈大则常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余英时重视了理学代表人物王阳明所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路”的观念及其在明清时期呈现的士商互动混而不分的情况，一方面商人广泛信任儒家理念有助于经商，另一方面儒家倡议的品德规范关于商人的实饯别为发生了直接或直接的影响。文明水准高的商人，能够直接从王阳明的良知之教罗致品德的启示，而粗识文字的商人则依靠浅显化的儒家品德，当然不管高层文明或浅显文明中的儒家思维都已混合了释、道以及其他文明成分。明清以来呈现的士商合流是商人能在社会与文明方面拓荒国土的重要要素，在商人精力日子“士大夫化”的一起，儒家的“道”也由于商人的参加——所谓士商“异业而同路”——而取得了新的含义。[43]正如明人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弛一张，迭相为用。”[44]
石阡县禹王宫，曾为两湖商人会馆
精力日子“士大夫化”的商人们广泛地承受了浅显化的儒家品德品德，在滇黔会馆修建格式上有着充沛的表现。山陕商人广泛崇拜关帝，由于关公是“崇信重义”价值的化身，供奉关帝表现出“诚信”、“不欺”等品德准则在商人集体中的广泛盛行，故在滇黔各地的会馆中供奉关帝绝不限于山陕会馆。明清时期湘湖商人以宋朝大儒周敦颐为精力领袖，湘黔滇商道就呈现了以周敦颐为保护神的濂溪祠。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的贵阳湖广会馆（后更名为两湖会馆），乾隆七年（1742）建濂溪祠于院内主祀周敦颐，并在濂溪祠旁建爱莲书院。[45]
石阡县万寿宫，曾为江西商人会馆
显着，来自前期中华文明轴心之地和宋朝今后东南之域的商帮是教化活动传达的重要载体，而会馆修建便是嵌入于人伦日用中教化理念的展现空间。一般在会馆前殿设有祀神之处，供奉圣贤或佛道教神明等，戏楼是联谊聚会更是酬神唱戏的公共空间。一些规划较大的会馆都辟有用于圣俗教化的堂庙，如始建于清嘉庆二年的黎平两湖会馆，主体修建为戏楼、禹王宫、佛殿，佛殿规划比禹王宫稍小，门楣上悬“南天觉果”的特大字匾额；无量寿佛居明间，观音普贤侧侍。禹王宫右次间供奉孔圣神牌，左次间祭祀鲁班神像和张良像。江西商帮在贵阳制作万寿宫为江西会馆，是同籍人士聚会、议事、祭祀之场所，后增建乡贤祠、校园、义园等。[46]各会馆经过楹联匾额、修建装修的文明符号以及表演剧目等具象展现，构成逾越地域性的审美与价值交融的文明体。会泽四川会馆有《三国演义》等浮雕石刻以及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为体裁的修建装修，江西会馆戏楼的藻井有彩绘《水浒》、《三国演义》等故事人物，山陕会馆就多以关羽忠孝善良的故事情节作为装修体裁，湖广会馆则是以大禹治水的汗马功劳及“二十四孝图”为装修体裁。[47]会馆中各个功用空间无处不楹联与匾额，不少出自闻名文人书家之手，显现出会馆商帮或崇尚文雅或附庸风雅，承受了士人价值表现的办法，使商人活动场所成为教化精力滋润到社会日子之途径。会泽县钟屏镇云南会馆戏台有这样一幅对联：“看弹丸地界奔驰千军万马征战疆场称壮烈；数顷刻岁月纷呈古往今来讲评史事启愚忠。”黎平两湖会馆的“诞敷文德”、“绩著平成”匾，为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亲书。
地域性会馆修建群之呈现满意了居住异地商帮多方面的需求，其功用性格式定位及其符号审美的表达，则是该集体内涵精力寻求的直接表现——混合了儒家价值和释道崇奉及其他文明要素的教化综合体，拜访者皆可在此体会并承受符号表达的含义。从事“治生”之业的商帮因其逐利的职业特征，具有超出其他阶级的高活动性，所谓“商人重利轻分别”；士商“异业而同路”的观念被社会广泛承受，商人不只将传统文明资源转化为运营手法，[48]还兼以“贾而士行”，在经商实践上结合着浅显的儒家品德，在精力层面寻求士人化的审美和价值，无形中成为滇黔区域民间社会教化传递的中介性集体。
三、结语
本文经过在滇黔区域的郊野调研，以“知道我国的今日开端”为动身点，查询以日用而不知的办法广泛存在于民众日子国际的中华民族一起体知道。咱们以为，所谓中华知道，特别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与边际问题，不行狭窄地拘泥于地域或地舆位置，恰如唐人陈黯在《华心》中所论：“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当根据人类底子情感需求且交融多元文明要素的中华教化成为广土众民的社会日子之内涵组成部分，正如费孝通早年在西南区域从事郊野查询时所指出，“我研讨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同多于异，那便是说汉人和瑶人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明日子上已非常挨近相同的了。”[49]这也是咱们在此项研讨中对族群联系和开展的感触。
滇黔区域社会文明生态的前史和实践显现，中华教化在西南的传达和开展绝非强权政治的东西，也非简略的“汉化”，更不是所谓的“同化霸权”。这一教化体系，因其人本精力的中心，具有逾越社会阶级、地域和族群的普世性，遂能详细为广土众民同享的常识和社会赖以维系的含义之网。其次，教化不是单纯笼统的理念，而是能够详细化并凭借于特定载体进行传达的，并且中华教化在必定程度上能够随俗而定，或简化或增益，以活态文明的样貌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第三，在政治、军事力气和官方兴教办学之外，民间的多元举动者以种种办法（圣谕坛、崇奉及典礼、民间说唱、当地性修建等），推进着教化的传达和遍及，使之常识化、风俗化和日子化，沉淀为同享的文明-心思结构，造就了西南与华夏之间山川相隔而文明相通的情况，并在民众日子国际中连续下来。
最终，让咱们借盛行于黔东南区域的侗族大歌《孔子之歌》[50]的歌词完毕本文。好像大多数民间艺术，《孔子之歌》是口传心授而来，无切当发生时刻的记载（1961 年收集），用侗语、汉语、苗语、壮语四种言语演唱。《孔子之歌》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教化的感念，共12乐章72句歌词，歌中唱到：“因随孔子讲条礼来往，传到子孙六合亮。”“瀛崖大女生孔子，下画墨线上陈规，万代相传写成字。”“因随孔子，咱们才知道读那《增广（贤文）》书。读书须意图，一字值千金。”[51]如此生动质朴的言语，撒播在边境的山野寨子，足见中华教化的传达遍及规划之广。经千百年的人流物流、族群间的来往互动，使得广土众民成为这一教化传统的建构者、举动者和传扬者。
*本文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原标题为“从滇黔区域‘活的前史’探寻中华民族一起体构成的头绪”，汹涌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开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民族研讨院暨国家四部委铸牢研讨基地副院长/副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开展研讨中心主任，统一战线根底理论（上海）研讨基地专家；陈纳，复旦大学复旦开展研讨院研讨员，复旦大学社会开展研讨中心研讨员。
注释：
[1] 钱穆，《我国文明史导论》，北京：神州出书社2011年，第22页。
[2] 拜见，钱穆，《民族与文明（新校版）》北京：神州出书社2019年（第四次印刷）；王柯，《从“全国”国家到民族国家——前史我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20年；柳诒徵，《我国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王桐龄，《我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书集团2010年；杨念群，《何处是“江南”》，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高永文，《四海之内——民族的构成与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书社2017年。
[3]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文》”，《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4] 拜见范丽珠、陈纳、蒋潞杨，“从人伦日用来看中华民族的文明一起性——滇西南不同族群日子国际的常识社会学解说”，《中心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范丽珠、陈纳，“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前史文明逻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5]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品德与本钱主义精力》，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18年版/2021年第6次印刷，第250页。
[6] 梁漱溟，《我国文明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7/1990年，第6页，第310页。
[7] 钱穆，《民族与文明（新校版）》北京：神州出书社2019年（第四次印刷），第6页。
[8] 拜见斯蒂芬·卡尔贝格（Stephen Kalberg），“导论”，见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品德与本钱主义精力》，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18年版/2021年第6次印刷，第83页，第125页,第85页。
[9]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状（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8页。
[10] 梁漱溟，《我国文明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7/1990年，第101页。
[11] 钱穆，《民族与文明（新校版）》北京：神州出书社2019年（第四次印刷），第6页；王柯，《从“全国”国家到民族国家——前史我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20年，第124页。
[1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 年2 月13 日“边远当地周刊”第9 期。
[13]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式》，北京：中心民族大学出书社2018年，第27页。
[14]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0页。
[15] 梁漱溟，《我国文明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7/1990年，第102页。
[16] 钱穆，《我国文明史导论》（修订版），北京：神州出书社2011年，第78页。
[17] 麻国庆、蒙祥忠，“作为办法的云贵高原——从费孝通的区域板块研讨看中华民族一起体”，《敞开年代》2022年第4期。
[18] 拜见曹树基，《我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书社1997年，第305-315页；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区域的准则、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出书社2008年，第88-97页，第224-231页；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9] 拜见钱穆，《民族与文明（新校版）》北京：神州出书社2019年（第四次印刷），第6页。
[20]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正人居之，何陋之有？”
[21] 余英时，《士与我国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03年，第139页，第133页。
[22]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状（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9页。
[23]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状（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50页，《答陈仲明》，《朱子全书》第22册，页1949。
[24] 拜见丰家骅，“杨慎与云南学生”，《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37卷第4期，2021年8月。
[25] 拜见祁和晖，“杨升庵——为中华民族生长做出奉献的巨大哲人”，《当地文明研讨辑刊》（第十三辑），2018年。
[26] 王守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4页。
[27] 王杏：《新建阳明书院记》，嘉靖《贵州通志》卷六。
[28] 张明、伍国苇、张寒梅，“‘贵州经历’：论王阳明民族观的构成与实践”，《教育文明论坛》2021年第1期；张明，“贵阳‘阳明书院’源流述略”，《阳明学刊》，第八辑，贵州大学出书社2016年；张新民：“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鼓起”，《孔书院》，2022年第2期。
[29] 马晓英，“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维与实践”，《我国哲学史》2016 年第3 期。
[30] 清末贵州巡抚岑毓英为阳明书院（贵山书院）所题对联。
[31] 麻国庆、蒙祥忠，“作为办法的云贵高原——从费孝通的区域板块研讨看中华民族一起体”，《敞开年代》2022年第4期。
[32] “发掘贵商文明基因”，2016年01月29日《贵州日报》。http://szb.gzrbs.com.cn/gzrb/gzrb/rb/20160129/Articel19006JQ.htm，2023年7月10日下载；杨云、黄蕾瑾、何珊：明初“首富”600余年后成“山水贵客”， https://news.ifeng.com/a/20160809/49746399_0.shtml，2023年7月10日下载
[33] 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前史人类学查询》，国际图书出书社2010年，第35-36页。
[34] 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35] 谢圣伦，《滇黔志略》卷14。
[36] [明]王耒贤、许一德修纂，黄富源点校，万历《贵州通志》，贵州大学出书社2010 年，第229 页。
[37] 杨贤才，“明清‘天柱’移民研讨”，《智富年代》2019 年第 03 期。
[38] 张胜利、冯华南，“明代商业人口搬迁与当地文明开展”，《中州学刊》 2019年第11期。
[39] 刘雪宁，“云南建水团山民居修建中的儒家文明”，《文山学院学报》，第32卷，第2期，2019年2月。
[40] 张研：《清代经济简史》，郑州：中州古籍出书社1998年，第529页。
[41] 厐思纯，“贵州会馆鼓起与消亡史”，《贵州政协报》，2021年10月27日。
[42] 吕维洪，“会泽八大会馆中的神祉崇拜及其文明意蕴”，《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43] 余英时，《士与我国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03年，第467-468页，第470-472页，第542页。
[44] 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万历刻本，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504页。
[45] 黄守愚，“根据古代湘商崇祀周敦颐现象：追认周敦颐为湘商文明春王”，https://www.sohu.com/a/364914704_758240，2023年6月30日下载。
[46] “叙述贵州黎平县六百年的沧桑”，《贵阳日报》 2013年12月5日；范同寿，“不行忽视的贵州会馆文明”，https://movement.gzstv.com/news/detail/JDXRP/，2023年6月30日下载。
[47] 陈鹏、杨大禹、李晓亭，“明清时期的云南会馆修建”，《四川修建科学研讨》，第40卷第3期，2014年6月。
[48] 余英时，《士与我国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书社2003年，第491页。
[49]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文”，《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50] “孔子之歌”，侗语称为“嘎孔子”，“嘎”即歌之意。侗族是有言语无文字的族群，“侗家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音乐艺术，是一种由参加者自在演唱、乐律灵敏、以口传心授办法传达的民间歌谣。承载和传递了侗族日子办法、社会结构、人伦礼俗、才智精华等至关重要的文明信息。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安排列入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代表作名录。
[51] 龙耀宏主编：《汉族体裁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侗族、水族、苗族、白族卷），民族出书社，2012 年，第21 页，第58页。引自龙昭宝博士论文，《明代儒家文明在贵州东南部传达研讨》。
来历：范丽珠 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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